怎么不怀念，就是因为有那些不要钱的露天电影，让我了解了解放前的许许多事；知道红军、解放军是怎样打白匪，打鬼子汉奸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以及农民是怎样斗地主分田地，后来又是怎样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等等。它培养了我、教育了我，使我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很多的正能量都开始从电影故事中学到的，直到今天，那些放电影、看电影的情景以及不少电影的故事情节仍然还记忆犹新。可现在不那么喜欢了，记得前天，社区在坝子上放了一场电影，前去观看的人了了无几。那种人山人海挤着看，事先还抢着占位置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。
现在的电影和电视剧拍得非常离谱，有的内容更是瞎编乱造，严重脱离实际，误导人特别是误导了不少的青少年，只有那些革命历史故事剧略还好一点。
要说看露天电影，小时候看的真不少。当时也没有电影院，大部分都是露天电影。家属院，小路上都是演电影的场地。只要听说今晚演电影，早早占地方。看的最多，印像最深的像：地道战，地雷战，南征北战，李向阳，打击侵略者，白毛女，红灯记等。现在想想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历史上有哪些未雨绸缪的神操作？
1921年7月的嘉兴南湖会议上，一个湖南来的姓毛的年轻人，在一群教授、大学生中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当他们在高谈阔论的讨论马列主义、无产阶级等理论和党纲等重要问题的时候，他本来的工作是书记员，但他还是抓住一切机会与与会代表们交流，试图让他们理解农民的重要性。因为在他看来，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。
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上说，这是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贡献，但会议上的代表们其实对毛的这套理论并不怎么感兴趣，因为按照他们所了解的马列主义理论，无产阶级才是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，农民是落后的阶级，不是他们需要依靠的对象，只是他们革命的对象。而在这次会议上，湖南青年的这些主张被冷落是自然的，他也多少有些失落。
会议结束之后，代表们各自返回，大多数是去做各种各样的革命工作，多数是在城市里工作。湖南青年返回了他的湖南老家，也开始试图用马列主义结合他自己的想法，在农村搞无产阶级运动，最初的实践甚至包括在农村泥瓦匠中间成立工会，因为泥瓦匠在农村已经可以算是最符合理论上的工人的人群了。之后，他又去了安源，在煤矿工人中间也成立了工会。
1924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达成，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由共产党替国民党在全国发展基层组织，进行革命准备。但在此之后，湖南青年却没有安于在广州从事机关工作，而是去了武汉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自己担任教官，培训农民运动骨干。也是在这一时期，他和广东人澎湃一起，成为了党内的两个著名的农运大王。
1926年，北伐战争开始，革命军从亮光出发，一路向北，所到之地，老百姓箪食壶浆相迎，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城市也纷纷组织工人罢工和暴动，响应北伐军。而在湖南和湖北，却发生了“痞子运动”，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直接夺取了基层政权，杀地主豪绅，设卡收税，引发了两党高层的强烈关注，当时仍然是批评的意见为主。
湖南青年没有听这些非议之词，而是自己默默地去了一趟湖南，解除了各种各样的痞子运动中的活跃分子，然后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，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》，他想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，湖南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，还是糟的很？他的立场自然不用说，他认为这是好事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革命，党不应该去批评他们，而是应该去主动的组织和领导他们。
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之后，迅速走向了分裂，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也出现了分裂，先是四一二，接着是宁汉合流，无数革命积极分子都人头落地，国民党从此也变成了一个没有基层组织体系的政党，浮在上面，而共产党此前几年的心血也付诸东流。中国革命应该向何处去？
痛定思痛，终于下决心发动武装起义，建立自己的军队。1927年8月1日，南昌的枪声响起，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。8月7日，风尘仆仆的湖南青年赶到武汉，在秘密举行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随后，他也奉命去组织武装起义。但在建军之前的三大武装起义中，南昌和广州都是在城市进行，只有他去组织了秋收起义，是在农村。
三大起义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，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残部合流之后，在朱德、陈毅的率领之下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流，只有秋收起义在经历了三湾改编之后，下决心上了井冈山，还是去找农民，依靠农民，当起了山大王。这在当时的党内同样是被批评的，因为这不够马列，是机会主义路线，但最终却正是井冈山的星火，为中国找到了出路。
虽然他在井冈山站住了脚，随后也有其它依托农村为根据地的红色根据地建立起来了，但中央给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去进攻长沙、武汉，占领大城市，引爆全国性的革命。这些理论和行动的结果众所周知，仍然是无一例外的失败。即便是打进了长沙，也是没有几天就退出来了。到1932年，在上海的中央因为遭到叛徒出卖，也待不下去了，只好全部撤往苏区，去的正是井冈山。
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，开始长征的时候，不仅上海的中央机关早已经撤往苏区，就是连之前在各地一度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也逐步陷入低潮，原因无他，白区的党组织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破坏，难以立足。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，白区党组织95%被破坏，曾经有三十万人的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三万多人了，仍然是在农村落脚。但也是从这里开始，重新出发的党和军队成熟起来了。
1949年，中央机关要迁往北京了，这是1932年中央离开上海之后，再次返回大城市，而且是要去建设一个新国家。他开玩笑说，我们这是要进城去赶考了，希望我们不要做李自成，被人家赶出来。而在进城之后直到1954年，除了抗美援朝时期之外，他的大部分精力都仍然放在指导农村工作上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仍然是他最大的牵挂。
多亏了邓稼先，中国才保住“核大国”的地位众所周知，核武器是强权的象征，只要手握核大棒，哪怕你现在还一穷二白，其他人也不敢对你动真格。所以，像朝鲜、巴基斯坦、以色列这样的小国，都想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器，免得被人家欺负；而美国为了保住这种特权，自然会想方设法的限制其他国家核武器的发展，甚至将他们研制核武器的念头扼杀在萌芽中。
我们中国呢，虽然很早就研制出了核武器，可也差点中了美国的“套”。说到这，就不得不提我们的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了，要不是他的未雨绸缪，中国真的有可能保不住“核大国”的地位。
病榻之上提谏言1964年10月16日，在邓稼先等众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。然而，这只解决了“从无到有”的问题，证明了咱们有能力制造原子弹。但是，如何实现轻量化、大威力，实现从“有”到“强”，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必须通过不断的核试验。
时间一转眼到了1985年，中国的核武器虽然有了很大进步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。有一天，饱受直肠癌折磨的邓稼先，躺在病床上思考问题，突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机。作为核物理学界的大牛，他想到一个重大且关键的问题：
核武器的威力已经接近理论极限，换句话说，无论再怎么研究、技术再怎么进步，核武器的威力也几乎没有进步空间了。美国人肯定知道这一点，并且绝不会坐等其他国家追上来，为了保住“核大国”的地位，他们肯定会先下手，下一步必定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。
邓稼先想的没错，美国确实是这个想法。很快，邓稼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，国家根据他的意见，立刻加速进行核试验，收集各种关键数据，终于在1996年7月29日，完成了最后一次核试验。从这之后，我们只需要在电脑上模拟，就可以完成各种核试验。
同年9月24日，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55天后，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生效。我们硬是赶在条约生效之前，完成了所有的核试验，收集到了所有的数据，这一切都归功于邓稼先。（下图：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）
有啥意义？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意义，这么说吧，核武器要真正的具备实战能力和威慑力，不经过几十上百次的核试验是不可能的（我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）。而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》的生效，禁止了一切核试验，这就限制了其它国家核武器的发展（不试验，就拿不到数据）。
没有核武器的国家，从此被“核武器俱乐部”拒之门外；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，因为无法进行后续的核试验，核武器的“质量”也很难有保证。所以说，没有邓稼先的未雨绸缪，就没有我们今天“核大国”的地位。
顺带提一下，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当天，正好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）。
更多历史秘闻，欢迎关注：圆桌派，每天三分钟，涨点历史新知识！